张汉文的职业生涯

张汉文在法国学习和工作10年，1929年初回国。这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国际市场羊毛价格猛跌，国内市场上进口毛织品的价格反而上涨了许多，正是振兴毛纺织工业的大好时机。上海、天津等地过去受进口毛织品冲击濒临倒闭的毛纺厂，出现了复工和建新厂的兴旺景象。他回国后受聘到当时刚开始筹建的上海章华毛纺织厂担任主任工程师。章华厂的前身，是1928年停办的中国第一毛绒纺织厂。刘鸿生买下机器设备与厂房，于1929年将机器拆迁至浦东，创建章华毛纺织厂，占地30余亩，有三联式梳毛机三套，走锭机1750锭，毛织机40多台以及全套染整设备。张汉文负责技术工作，主持了初步设计、建筑施工、机器安装、产品及工艺设计等工作，日夜奔忙于工地厂房。1930年该厂开工，生产粗纺呢绒，是当时上海惟一的呢绒生产厂。张汉文在章华厂工作两年，在工厂的创建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1931年宋卿在天津筹办天津东亚毛纺织公司，他多次给张汉文写信并派人去沪催请，请他到天津东亚厂工作，张汉文本人也有意回北方工作，于是他离开上海，到天津东亚毛纺织厂担任总工程师。从筹建开始，主持生产技术工作。1932年4月，在天津河北区北安道建厂。有英式毛线机两套480锭，职工约250人，生产毛线。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人民群众中爱国主义思想空前高涨，为抵制洋货，抵制当时占据天津市场的日商“麻雀牌”和英商“蜜蜂牌”毛线，决定生产“抵羊牌”毛线，产品遍销中国。张汉文在天津东亚毛纺织厂工作两年后，于1933年末辞职，到北平从事教育工作，同时兼任天津仁立毛纺织厂生产技术指导工作，约半年时间。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大部分纺织工业基地相继沦陷，纺织物资非常缺乏，张汉文多次向重庆国民政府建议，大力发展纺织工业，打破日本侵略军的封锁。在一次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召开的建设厅长和专家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在西北羊毛集中地兰州开设洗毛厂的建议，建议被采纳后，他受聘参加兰州洗毛厂的筹建工作。当时他在国立西北工学院纺织系任职，利用寒暑假，奔波往返于陕、甘、宁荒凉的大西北，调查羊毛资源情况，进行洗毛厂的筹建设计工作。同时，他还大力提倡在大后方发展手工毛纺织生产，并帮助创办了西安的大秦和甘肃平凉的复兴等小型毛织厂，利用当地羊毛和简陋机器生产大衣呢和制服呢，品质优良，销路顺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立志为发展中国纺织工业的抱负和宿愿，才真正开始实现。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积极主动精神，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在他担任北京市财经委员会委员期间，兼任北京市公营企业公司和北京市地方工业局的顾问，参加了北京地区纺织工业发展规划和毛纺织、棉纺织工业区的布局工作。当时他经常驱车北京郊区，勘察地形，规划厂址。他先后参加了北京清河制呢厂、京棉一厂、北京丝绸厂、印染厂、针织厂等厂的筹建、扩建或咨询工作。在北京清河制呢厂，他率先提出充分利用中国羊绒资源问题；在厂房设计工作中，他提出将选、洗毛车间放在厂房一侧，以保证工艺流程合理顺畅；在工艺流程上，他提出先选后洗工艺等。他针对当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上述意见，对制呢厂的扩建工作作出了贡献。此外，为解决当时北京市缺乏技术专家问题，他向北京市推荐和聘请一些毛纺专家和丝绸专家。　张汉文不仅有广博的纺织技术理论知识，而且有非常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在担任北京清河制呢厂顾问期间，他每周去工厂一天，到厂后由厂长召集技术人员汇报生产中的问题，然后一起到车间实地察看，最后由他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他的这种深入实际和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受到全厂的欢迎。张汉文一生始终关心着中国纺织工业的建设和发展。1965年他参加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在提案中建议有计划、因地制宜地制定中国毛纺织工业分期建设规划。直到1969年他临终前夕，还在为解决天津口岸当时积压大批山羊绒的紧急任务而日夜操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