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搭载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你有什么想说的？
从昨天就开始关注，等待今天能看直播。早早就打开电视，却怎么也没找到直播。看来央视也有点不自信，不敢直播（呵呵），好在现在消息出来了，发射成功了！一扫今年航天发射两次失利的阴霾。中国航天可以的！！！听说这次发射是个里程碑式的发射，验证了新一代大火箭，实验新一代飞船。为以后的空间站的发射，火星探测，提供了有利的信心支持和物质支持！不管怎么样，不论经历如何，真心希望我们中国航天人，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去实现我们民族的航天梦，是实现人类的航天梦！
今天（五月五日）晚6点中国在次在西昌发射基地，成功把长征B运载火箭成功把神舟胖五运载到预定轨道，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强大，向世界上证明了中国科学家的实力，中国继美俄，圆满完成这次发射任务，中国航天科研工作者们经过不懈努力，总结了前二次发射失利，在次发射神五圆满成功。中国航天科研人员不负全国人民期望，终于发射圆满成功！
中国此次发射的神舟五号太空试验仓有非凡的意义，标志着中国成功掌握了太空话语权，在也不会受到西方国家的限制，再接再厉，祝贺中国航天技术更上一层楼！
外国人眼中的清朝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说说？俗话说的好，一千个人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进行笼统的回答。因为清朝统治中国的时间有二百多年，所以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回答清朝末年外国人对清朝的看法，或者说只回答康乾盛世时外国人对清朝的看法，这些都有点以偏概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打算选取清朝比较有代表的朝代去分析外国人对清朝的看法，比如慈溪在位时西方人是如何看待清朝统治的，通过这些小点去窥寻大清王朝的总面貌。
言归正传，我们先来说说在康熙大帝统治下的清朝吧，我们都知道康熙大帝在位61年励精图治，从年少时的智擒鳌拜与平定三藩到后来的打败沙俄入侵收复台湾，这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后世去称赞。在康熙大帝统治下的清朝无疑是强大的。这时候的中国在外国人的眼里还是一个充满着财富与机遇之地，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使得中国没有完全的“对外开放”，再加上当时还不那么完备的交通系统，所以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还是很片面，除了极少数的长期在中国居住的来华使者“中国通”，就比如像汤若望这些学者型的官员，他们是真正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并且参与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大部分外国人还是通过《马可波罗游记》来了解的中国，认为中国遍地充满着黄金，遍地充满着瓷器、丝绸、茶叶。这时候的中国在外国人的眼里无疑是充满神奇色彩的国度，是一个值得去探索和冒险以及值得去建交的国家。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慈禧“老妖婆”在位时清朝是如何被外国人看扁的。美国汉学家、外交官卫三畏在他的著作《中国总论》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总的来说是一个了无兴趣和不文明的民族，对他们，你尽可以嘲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强大了许久的中国会被人看扁呢？学过中国近代史的同志们都了解，中国近代史是屈屈的历史，是充满着伤痛的历史，是我们应该牢记并且反思的历史。通过鸦片战争，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他们发现中国确实充满了利益，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中国的不足，那就是面对近代化不知进取，固守着封建传统思想，固守着老一辈的腐朽文化。面对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清朝统治者（此处指慈禧太后）不但不知道改革反而还拿着军队的军费给自己过生日，试问这样的国家如何走向复兴之路？当然清朝的洋务运动以及维新变法也是有所成效，但是我们在此不谈，我们并不是说清朝一无是处，只是在客观的去分析为什么清朝当时会被人看扁。
通过对康熙大帝和慈禧“老妖婆”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外国人对清朝的看法分为二种，一种是工业革命前西方国家缺乏对中国正确的认知，认为清朝是一个强大且充满文化底蕴的国家，这个也是事实，因为康乾盛世给中国带来的繁荣也是众所周知的，儒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也是有证可考的， 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就曾经非常推崇孔子的思想。接着我们说鸦片战争后的外国人对清朝的看法，总的来说这个阶段基本上外国人就开始看不起清朝，开始逐步认清了清朝的腐败跟无能，因为工业革命让清朝不得不参与世界市场运作，也让清朝的真实面目让世界众多国家所熟知。当然外国人对清朝的看法不可能只是这些，上述观点只是我的一点想法，如果你有什么好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参考文献：
《清史》
《明信片清末中国》
《中国人的德行》
外国人眼中的清朝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不能以外国民众作为参考依据，而应该以外国历史学者和专家的观点作为参考依据。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也是现代人最为熟知的封建王朝，故而吸引大量中西方学者对清朝历史的研究。
其中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以清朝历史作为突破口，那就是现在小有名气的“新清史”。
所以我们重点说一下有关西方新清史的观点。
那西方学者到底是如何看待清朝呢？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茨曼的说法，在西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清朝，君临一切的中国朝廷，具有强大的力量去影响那些直接牵涉到生产和分配的各种组织。
那时候的中国没有所谓的私有财产的概念，朝廷可以重新分配任何臣民的财产权利，决定赋役负担的数量和规则。
但是朝廷也的确更注重对农民人口的关注，比如调整市场和货币投放，维持并开发诸如灌溉体系和运河之类的经济基础设施，为赈灾和垦荒等各式各样的目的提供补贴资助，协助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并履行许多其他的服务职能。
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的经济记载充分证明了国家对于这些领域的积极关注。
到了封建时代的后期，朝廷已经开始和民众相安共处，这就排斥了在上述诸多领域内进行重大变革的可能性。
法律的和制度的措置在封建时代的清朝，还是比较可靠的，然而就是这种可靠，才导致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近代，最终清朝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而结束。
朝廷虽没有在改造经济环境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长期的稳定确实创造了一个还算不错的经济环境。
朝廷施加政策或刺激于社会上各种组织，使之更有效地运作；特别是被视为基本生产组织的个体农户（被称之为“国之根基”），基本国策就是保证农民阶层所必需的稳定环境。
清朝统治者最初没收过大量汉人土地，并将北方州县的大部分土地都分给旗人作为固定地产，但他们随即就采纳了保护财产权利、征收相对轻微的地税(在清朝大部分时期中，其税额至少名义上未曾改变过)、增加赈贷等政策，以安定汉人地主（其实这时候，北方很多土地特别是北京城附近几百公里的土地都被旗人所占有，清朝的政策还是以安定旗人为主，安定汉人地主为辅）。
清朝到了中期，设置了新的法律，用以削减那些靠占据大片田产而获得其大部收入的前朝地方乡绅们所长期享有的各种特权。
这些法律的意图，在于保护耕作上述地产的劳动阶层，并废止地方乡绅的田赋蠲免权。
朝廷指令地方官员资助垦荒造田的农户。
此外，朝廷还花费了大量财力来修复灌溉工程和水利系统，重修道路，重建义仓制度以备灾年赈济。
诸如此类的安民措施，对鼓励开垦土地，更有效地使用土地和劳力，并使所有投入更能获取利润，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
在调节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困难的时期，朝廷能汇集起各种有价值的情报。
从康熙皇帝开始，雍正皇帝正规化的奏折密奏制度，使得皇帝和朝廷能监视着全国各省每季度谷物和纺织品的价格，由以观察是否有某些地区可能遭受严重的物资短缺。当价格上涨显著，而短缺现象被地方官员上呈朝廷的陈奏和密奏皇帝的奏折所证实之后，皇帝就会下令从其他地区调进商品或蠲免当地一些赋税欠额。
那些在日本、沙俄等同时期国家被视为十分重要的情报，却在清朝朝廷的关注之外。例如对商人就没有严密的征课。
更重要的是，各地士绅官僚阶层的地产登记多过时已久而且极为不准确。
朝廷不丈量土地，在地价上涨的时候也不提高土地税。地税长期不变；只是在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的时候，朝廷才命令地方官员在正额地税之外另征附加税款。
法律的和制度的环境鼓励民众致力于农耕和手工业。
朝廷对于民营部门中的劳力分配、资本积累、财富蓄积的扩大、商品出产和服务的增加等各方面的机会，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可言。
各家各户单独地或者偶尔也互相合伙地为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而生产。在这些市场之内，不论是生产者、中间人或是商人，都依照惯例而不是法律来签订契约，以促进各种资源的交换。契约也减缓了风险和不测。
有的是双方签署的正式的书面契约，而大部分则可能是非正式的和口头的。
没有任何限制，契约大部分是口头上的，导致大部分经商权被权贵阶层、士绅官僚阶层所垄断。
法律体制，朝廷在调节市场和增强刺激方面的作用，析置祖业的一惯做法和一家一户的经济自主，这些都有助于各家养成发财致富的愿望。
中国人被公认为是一个十分勤劳的民族，非常善于计划，并乐于随机应变地使用资源。
他们大都趋向于积累财富，此种特征，乃是由影响到各家各户经济行为的一套相对现代的制度所促成的。
没有进入近现代社会、封建时期的清朝与其他一些还没有进入近现代社会的差异至为显著。
在沙俄，农奴制是在各户间重新分配资源的重大制度性障碍之一，而日本那一套从村社首领、领地统治者和天皇、幕府传下来的规章制度，诸如节约法令，则限制着各家各户的经济活动。
19世纪第二个25年前后，对于经济方面诸问题的体察在中国有所增强，但它却未能及时导致对整个制度基础的重新认识。
另一方面，1850和1860年代，在日本和沙俄，各种压力特别是来自西方思想潮流的压力迅速推动了法律改革和产权变迁，赐予特殊集团的特权也被废止。
清朝也不例外，也发生了改革，但改革却是迟缓并且效果不是很明显。
可能是因为在清朝，地方基层制度的顺利运作，其灵活性及其在现代时期的貌似适用性，削弱了清朝统治阶层对需要变革的领悟。
相反，这些因素很快就表明是一种缺陷，是阻拦重大变革的一道栅栏。
